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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 杜根Dan Duggan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关系的惊人细节浮出水面——杜根称，他们多年来一直是直接或通过中间人进行联系，发生在他被中国任意关押七年之前、期间和之后。
Pearls and Irritations获得了司法部长律师 Bernard Collaery最近提交的一份文件，以及 Dan Duggan 大约在同一时间写给情报和安全监察长 (IGIS) Christopher Jessup 的一封信。IGIS是负责监督澳大利亚情报服务的机构。……
[在信中] 杜根否认他训练过军事飞行员，也否认使用过除公开来源材料以外的任何材料。他还否认有任何阴谋，并补充说，涉嫌阴谋者包括一名低级机械师，但不包括杜根认为是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高级雇员。……
据杜根称，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他从南非返回澳大利亚后被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招募从事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他在南非曾培训过中国
民航飞行员。他是众多教练之一，但是唯一被起诉的人。
起诉书所列指控所涵盖的时期结束于他从南非返回时，杜根称，当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首次与他取得联系并鼓励他对中国进行监视，而他当时正考虑在中国做生意。
杜根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最初在 2012 年底与他联系，表面上是为了更新他的航空安全身份证（每次更新身份证时都需要通过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安全检查），并要求进行一次会面，但令他惊讶的是，一位来自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的官员也出席了会议，而且还有两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官员。
有人建议他在中国做生意的同时，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收集信息，并出具了一份文件让他签署。
杜根说，事态的发展让他措手不及，他对所要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紧张，他说他希望他的律师看一下文件，但此时文件被撤回了。
这三名官员表示，他们有意让杜根在南非一家商业试飞员培训学院就职，并希望他能以顾问的身份前往中国从事与此无关的商业活动，显然是在安全和新机场领域。他说，他对这种兴趣感到不安，并表示如果这种活动给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带来麻烦，他就不会回到南非或中国。他说，他们随后表示，他们对杜根在南非完成的工作“漠不关心”，但对未来在中国从事活动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
杜根说，当他们被鼓励前往中国寻找可能对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有用的信息和高级联系人（“任何将军”）时，他感到非常紧张。
他们还警告他，他的数字通信将受到中国人的监控，这让他相信这些官员担心他的安全，并要求他在前往中国之前再次联系。
杜根描述了他一方面在这次会晤后拒绝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又继续按照要求去做。他说，最后他被说服了，他被要求“为澳大利亚的一项整体情报收集任务做出重要贡献”。
按照约定，在下次出行之前，杜根说他与最初联系他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特工打过两三次电话，发过两三条短信，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杜根要求将文件带给他签字，但在会面中，那名官员说他忘了带，但这并不重要。 “会面继续进行，一对一，本着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人的精神，AR1 给我的印象是他在我和 NCIS 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虽然现在看来他似乎很不真诚。” 随后，美国官员也加入了他们，两人再次与他谈论了安全意识、中国监控以及确保他的手机通讯录中没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联系人的名字和身份。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官员随后祝他好运，告诉他要小心，并说他们会保持联系。
杜根表示，他在中国期间没有联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官员，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与一名中间人（一名前领事官员）进行了沟通，并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愿意，他们会联系他，他回国后会向他们汇报情况。这两份文件并未表明杜根是否向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提供了任何信息。
2014 年 6 月，他雇用的中国商务代理人因无关指控在加拿大被捕。中国人怀疑杜根参与了逮捕，他被禁止离开中国七年，在此期间他和他的家人感到危险——他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应该知道这一风险，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也是杜根的代理人。
2022 年 9 月，他返回澳大利亚后，另一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特工与他会面，并表示将组织一次涉及数名特工的更长时间的汇报会议。
数周过去了，杜根多次尝试联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但与此同时，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航空身份证 (AIDA) 的电子邮件，通知他由于安全评估结果不佳，他已签发并正在邮寄的新身份证已被取消，包裹已被澳大利亚邮政召回，随后，他收到了一封由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负责人迈克·伯吉斯 (Mike Burgess) 签名的正式信函。
没有迹象表明是什么引发了这一不利评估，杜根变得越来越焦虑，给他从中国返回后见过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官员留下了语音留言。
该人最终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回电，称他正在度假，不知道新的不利安全评估的原因，对这封信的署名感到惊讶，暗示“高层参与的罕见性”，并告诉杜根重新申请身份证许可，这将触发新的评估，希望此事能够得到解决，并且尚未确定汇报会议日期。
与此同时，杜根还联系了他在中国聘用的中介，中介称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但会进行调查。
他说，直到同年 10 月 21 日被捕之前， ASIO 都没有与他进行进一步联系。
杜根表示，他迫切希望回家与家人团聚，中国解除旅行禁令后他立即回国，他毫不犹豫地回国，当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遇到任何法律纠纷。
自 2004 年以来，他每两年都会接受一次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 (ASIO) 的评估批准，包括在 2022 年离开中国之前，当时他提出了最新的申请，该申请先获批，随后又被撤销。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在做出不利裁决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 (ASIO) 如此快就批准了他。他说，这导致他的前律师怀疑他是被诱骗回来的，但他无论如何都会回来的。
显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 (ASIO) 否认招募杜根为间谍，而 IGIS 也接受了这一说法，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所发现的不当行为的性质。
然而，杜根显然也陷入了政治泥潭。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在每个转折点都试图做正确的事情。……
玛丽·科斯塔基迪斯(Mary Kostakidis ) 是一名记者，曾在 SBS 世界新闻台工作 20 年。经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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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last updated on 03 July 2024